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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总体而言，义军在北美的垦荒条件很不错了。

    也就跟大明初年没法比——那时因朝代更替死了太多人，大量熟田好地抛荒，百姓去了就能白捡。

    但这种好事也就封建王朝开国的前一二十年有，其他时候就别想了。

    ···

    人们议论了会儿，便七嘴八舌地提问，又弄得大队长焦头烂额。

    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算收集齐疑问，一一作答。

    “屯垦的事是俺没说仔细——先说有人偷懒咋办？

    屯垦时对各户是有最低工分要求的，如果最后得到的总分太低，就不能获得保底田地，只能获得后面按工分多少所分的田地。”

    听到这话，那些担心被好吃懒做之人占便宜的百姓明显松口气。

    显然，若没有保底的五亩田地，只分得工分田，是很吃亏的。

    倘若有人偷懒，分田时总分不及格，能分到的田地绝对会很少。

    “再说田地税赋的事儿——分完田地的头一年，只需二十税一；第二年开始，改为十税一。

    大伙儿不要觉得多，首领说了，除了正税之外，义军不会在种粮食的田地上加征其他杂税。

    另外，征发徭役时，义军不仅会给服役之人提供口粮，还会补给一定数目的工钱，而非像大明那边一样让大伙儿自备干粮去白干。”

    刘升其实原本想要直接废除徭役的，却在李长文的劝说下改变了想法。

    首先，征发徭役本就是朝廷集合民众力量做事的主要手段，如果放弃征发徭役的权利，很多事便很难完成。

    况且，即便是后世的民众，也未必都是明理践行之人，更别提此时的民众了。

    如果不能征发徭役，某些事即便朝廷出钱雇佣，百姓也未必愿意去做。

    另外，朝廷做事需要的民夫都按市价雇佣，将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。

    所以，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前，取消徭役就是自取灭亡。

    最后，民众在享有国家赋予权利的同时，本就该担负一定责任和义务。

    比如兵役，后世发达国家都没有废除此项。

    故此，徭役只能减少、减轻，不可能完全废除。

    至于说，田税定为十税一，会不会太高，让移民们不满意，刘升并不担心。

    <div  class="contentadv">        通过他原先的一些认知，再加上李长文等人的印证，他基本了解了大明此时农民的税赋有多重。

    很多人一提起明朝农业税，就会想起三十税一乃至四十税一的超低税率。

    可为什么中后期农民负担那么重？

    如果查看明朝田地税赋相关资料，必须要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目——时间！

    资料上都是写：某一年某地农业税率为百分之几。

    为什么会写明年份？

    因为大明各地农业税额每年都会变化——如果没变化，那肯定是相关机构和地方官府懒政，直接沿用上一年的。

    大明对农业税的征收其实是定额摊派。

    比如说，朝廷要求某省今年要交多少万石粮食作为农业税，然后省里分摊给各府，府里再分摊给各县，县里则往里甲摊派。

    当然，大明朝廷也并非一点不灵活。

    倘若某省今年多地受灾，粮食歉收，省级官员是可以跟朝廷在农业税额上讨价还价的。

    比如说奏请减免某地农民税赋。

    这种政策，在吏治清明，朝廷中枢及地方官府运转良好时，农民负担确实不算重。

    可到了王朝中后期，中枢高层昏聩无能，地方吏治腐败，再加上一两百年来的土地兼并，三十税一的农业税就只能成为传说了。

    比如，某省今年多地受灾，粮食歉收严重，可巡抚等高官因政绩等考虑，隐瞒不报。

    再加上中枢高层昏聩不查，就会给该省定一个正常年景的税额。

    接着各级地方官府开始摊派，因为贪腐、无能，税额该多的地方摊派却少，该少交的地方摊派数额却多。

    官员、士绅免税，又往往是大地主，于是摊派下来的定额农业税大多落到了少数自耕农头上。

    自耕农遭了灾，没得到救济，反而被官府逼着缴纳沉重税赋。

    想想会有多惨？

    曾经的富农杨万永就是这样被逼逃离家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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